本文要討論的“陳旭年大屋”，是原坐落在新山直律街與羅咪街的那棟，至於曾被懷疑也是“陳旭年大屋”的直律街77號（即柔佛古廟旁的寬柔老校舍），已故陳鴻騰老師已經有精彩的駁論，可參見陳旭年小札2：直律街七十七號為陳旭年故宅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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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談“陳旭年大屋”，主要還是為了討論1913年寬柔學校校址問題。而張禮銘前輩在其新作《張禮銘柔佛地方史話》裡，以1888年的政府檔案為依據，指出這棟"Rumah Besar Tan Hiok Nee"和其兩翼附屬建築，分別充當警察局、郵政局和移民廳使用。私下交流時，張氏也告訴本人：老一輩新山潮州人，也將這棟陳旭年大屋遺址，稱作“Bo Leh Tia”（Police廳）。
（紅框處都屬於陳旭年大屋從前的範圍）
這則信息很有意思，因為在黃佩萱的《Johor 1855-1957: Local History, Local Landscapes》裡，也記載到在直律街（Jalan Trus）和羅咪街（Jalan Dhoby）的交界處，曾有一棟屬於端亞山的“Alattas house”，1910年前後，當端亞山在皇家山頂的私宅，被徵用為現在的柔佛御林軍（Johor Military Force）總部後，他曾遷居至這棟“Alattas house”，但後者旋即又被政府徵用為法庭（court house）。黃氏說，之後這個“Alattas house”又被改建成新山最早的戲院（黃氏稱之為Empire Cinema），直到被拆除為止。
所謂Empire Cinema，其實是Empire Talkie，中文名叫華英有聲戲院（1934-1938），是新山紀力豪家族的事業，租於新加坡邵氏兄弟電影業公司。在華英戲院之前，紀氏就已經在原址開創“大同無聲電影戲院”（Public Cinema）。根據紀力豪幼子——紀榮燧老先生的記述，這是他父親向“阿拉伯大地主段亞山”租借的戲院。
（1937年的華英戲院，翻拍自葉迎章《新山真人真事》）
紀榮燧也引述其兄長已故紀茂燧（曾任華英戲院經理）的說法，這棟建築物的原業主是“陳旭年的住宅”，後來轉賣給端亞山（按：奇妙的是，根據張禮銘發現的檔案資料，這塊地直到1914年都是陳旭年的wakaf land捐獻地，照理說是不能轉賣的）。寬柔最早的校址也在這棟“舊住家樓”裡，紀茂燧曾經讀過，還記得首任校長是“林先生”（按：即林木卿）。
回到本文的重點：1913年寬柔學校校址。黃羲初《1950柔佛新山寬柔學校沿革》裡也提到：“惟宽柔校舍，初则租赁亚腊人段亚山大屋。民国六年末，自置直律街门牌77号，乃现时旧校舍。” 那麼，這座“段亞山大屋”和上文的Alattas house，是否就是同一個地方？讓我們再看看1917年黃炎培在南風篇裡是怎麼記載寬柔校址的：
其中最關鍵的一句：“校舍本係租用，至是公議建築，原欲建祠廟者，改歸學校，不期而集金至九千圓...”，鄭良樹教授在《寬柔紀事本末裡》翻譯為：
“這時的校舍還是租賃的...校董和社會領袖正商議籌建自己的校舍，很受社會人士的支持，甚至建設祠廟而籌得的款項也改歸學校...已集資九千圓”
但是，與原文對照下，鄭氏的翻譯存在著可議的空間。其中“至是公議建築”，可以翻成“從前是政府機關”（按：可參考天津的法國公議局大樓），而“原欲建祠廟者”的“者”，和後文對照，更像是指款項而不是建築物本身。
其實，吳華老師在1980年代寫成的《新山今與昔》裡，就已經記載到華英戲院在停業後“曾先後被利用作為監獄和課室”。但是查1939年華英戲院歇業，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這棟“陳旭年大屋”已經被政府列為危險建築，不太可能還會被用作監獄和課室。因此所謂“監獄和課室”的記憶，可能是當時口述的時光錯置，次序先後顛倒所致。
贅述到此，透過不同來源的史料交叉考證，一條前世今生的歷程已經呼之欲出了：
1870年代 = 陳旭年住宅（僑長辦公室Pejabat Mejar？）
1880-1900年代 = 警察局、郵政局、移民廳（端亞山為業主？）
1910年代 = 端亞山產業；法庭（兼警察局、牢房？）；寬柔學校
1920-1930年代 = 端亞山產業；紀氏的戲院
1939-戰後 = 危樓；拆除
現在 = 略帶尿味的停車場
（華英戲院現址，翻拍自葉迎章《新山真人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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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旭年大屋、段亞山大屋，警局法庭、寬柔學校、戲院，這棟現在已蕩然無存的建築物，有著各種歷史片段，看似可以相互聯繫，但偏偏又缺乏最關鍵的串聯證據。在等待新史料被發現的當兒，寬柔1913年到1917年校舍原址的考證，終究充滿著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的醍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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