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寬柔學校是否擁有樂隊？根據本地文史前輩尋得的檔案資料，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這封誌明1916年3月5日，寄給柔佛國務秘書的公函，說明直律街華校（按：即寬柔學校）師生們希望能派出學校樂隊（School Band）參加蘇丹伊布拉欣“聖米迦勒及聖喬治一等勳章”（按：簡稱G.C.M.G.）的受封大典，以表敬賀之心。信上還能看到當時寬柔的總理與副總理——黃亞福和林亞相的簽名。
這封公函可以說明的事情有兩件：
1. 1916年的寬柔學校擁有學校樂隊。
2. 這支樂隊希望能參與G.C.M.G.慶典。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樣式（摘自wikipedia）
換句話說，寬柔的申請到底有沒有批准，這裡還需要放個問號。因此也很難去討論它到底有沒有“水準”了。
下一個問題：1916年，寬柔擁有一支學校樂隊，是否很不可思議？
讓我們再回到養正學校（廣肇學堂）來看。在上一篇拙作《黃羲初與寬柔創校軼事》當中，我援引了1914年出版的《新加坡養正學校開第一次華人製造品學校成績品展覽報告書》裡，養正學校樂隊的照片，說明養正學校在正式開學7年後，也能擁有一支學生樂隊，且能夠“按時演奏，纖歌壯曲，時間一發，則壓雲裂帛之聲，繞樑音而未己也”
而根據黃羲初1950年油印版《柔佛新山寬柔學校沿革》記載，養正校長宋森曾在1913年5月18日寬柔學校開幕當天，“親自領導銅樂隊參加”，又將養正學校樂隊的存在時間推前到至少1913年。（這搞不好也是歷史上養正樂隊最早出隊演出的記錄）
換句話說，1913年寬柔開幕時，養正學校樂隊的“隊歷”，最多也只有6年，尚可出隊到對岸表演；1916年的寬柔學生，3年內組成樂隊的可能性，並非渺茫。更何況，當時寬柔學生的入學年齡都不小，像黃樹芬（1898年生）、陳迪松（1900年生）等，都超過了我們現在對小學生形象的認知。因此在1915年，寬柔學生已經有能力組織提倡中國國貨的“五七公司”來抵制日貨，憑這些大孩子，即使要組織樂隊，應該也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1914年的新加坡已經有人代理售賣軍樂樂器和步操圖了
（摘自《新加坡養正學校開第一次華人製造品學校成績品展覽報告書》）
那麼，第三個問題：1916年出現的寬柔School Band，會不會是“義興時代的華校樂隊”？
這個問題其實很語噻，因為學校裡組織西式樂隊這種事情，通常是新式學校才會幹的事。而新山即便在育才學堂之前有過其他Chinese School，目前也沒有證據能證明他們不是舊式學塾而是新式學校；但育才學堂卻具備了新式教育的特徵（兵式操、運動會、雙十提燈遊行，師資選擇），至於寬柔就更不必說了。即便除了育才外，其他學塾有參與寬柔的成立，我們也很難去聯想說，寬柔的School Band是他們的辦學遺產。
綜上所述，我認為，寬柔在創校三年內成立學生西式樂隊是可能的，這支樂隊未必、也無需像今天你看到國慶遊行裡面那些表演花式操的軍銅樂隊一樣厲害，但它就和新式學校的其他特徵一樣，是當時處在新舊交替之間的人們，試圖揮別舊事物的一種行為，象徵著一種新的理念及其實踐。
因此，與其說寬柔學校樂隊三年成軍是不合理的，我反倒認為它凸顯了寬柔當年是如何努力地向新山華社展現新式教育的新氣象。努力的人們，不僅僅包括校務“外援”宋木林、留日校長林木卿、熱血青年黃羲初等，也包括黃亞福、林亞相等舊時代大佬在內，當然也少不了黃樹芬等少年學生的投入。這些人事物，不僅感動了新山市民，學校生源大增，也感動了路過考察的黃炎培，才有了1917年的《南離敷教》匾，成為“南洋四大模範學校”，成就一段南洋新式教育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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