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甘蜜園與華工（國家檔案局柔佛分局收藏）
我們先從名稱入手。
既然甘蜜/兒茶有傻傻分不清楚的淵源，我們不妨就先談談兒茶（Catechu）在歷史地域裡的諸多異名：
在梵文中，兒茶發音作“Khaira”，所謂孩兒茶的“孩兒”，可能便是“Khaira”的轉音。
在淡米爾語中，兒茶發音作“Vodalay”，所謂“烏爹泥”、“烏爹土”、“烏丁泥”等，都是其轉音。
在泰語中，兒茶發音作“Sisiat”，汪大淵提到的別名“胥失之”，乃其音轉。
在韓語，兒茶發音作“Acha”，即漢語的兒茶是也。
比較特別的是日語裡的兒茶，漢字發音作Jincha，製品稱為Asenyaku，漢字寫作阿仙藥，外國人稱Terra Japonica，意即『日本土』，乃因過去歐人誤以為這玩意來自日本所致。
仁丹，一種添加了甘蜜成分的日本漢藥（網絡）
那麼，作為東印度群島的原生植物，學名曰Uncaria Gambir Roxb.、簡稱Gambir的甘蜜，其名字究竟是源自何處？
在印尼爪哇有一個名叫Gambir的火車站，根據當地一篇報導指稱，當地地名早在19世紀已存在，至於命名的緣由有兩種說法：
1. 當地叢林裡，長有大量甘蜜樹；
2. 最早開發當地的荷蘭官員是一個法裔雷珍南（Letnan），尊姓Gambier。
更巧的是，Gambier在歐洲是確有此姓。在英國曾有James Gambier，是受封男爵的海軍司令，在前不列顛殖民地中，舉凡被冠以Gambier的地名，絕大多數都是紀念他的。
“甘蜜”男爵 · James Gambier（wiki）
所以，甘蜜命名的由來，真的是源於Gambier嗎？
故事還沒說完。
17世紀後半葉，德裔植物學家格奧爾格·艾伯赫·郎弗安斯（Georg Eberhard Rumphius），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僱員身份，在安汶群島埋頭苦寫他的六卷本傳奇巨著：《安汶植物志》（Herbarium Amboinense，1745年出版）。
Georg Eberhard Rumphius（網絡）
甘蜜植物介紹（《安汶植物誌》）
甘蜜樹素描（《安汶植物誌》）
作為植物分類學的奠基者之一，Rumphius將這種植物命名為Funis Uncatus，同時記錄其馬來別名為Kayl-kayl（按：即Kait-Kait，鉤藤植物的馬來文名稱），Kekabir（按：疑為Kait-kait的疊寫——Kekait之誤），bulu-bulu（按：和Kait-Kait類似，以鬚毛狀的鉤藤為特徵命名）等。
據Rumphius所述，在爪哇一帶，這種植物常常被栽種於屋外，以聞其花朵之清香。同時，由於這種植物的葉子咀嚼後，帶有類似檳榔的甘澀味，因此又被當地人稱作Daun gatta gambir，稱為咀嚼栳葉時的檳榔替代品。
Daun gatta gambir，據後世學者的考證，Gatta（Gitta，Gutta）源於印度，即馬來文的Getah，樹脂。所謂Gatta gambir，是淡米爾文Cattacamboo的音轉，即南印度語系裡，檳榔膏/兒茶膏的意思。（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1820；Materia Indica, 1826）
雖然Rumphius曾經就Daun Gatta Gambir的問題，於1684年，和人在馬六甲的荷裔東方博物學家Herbert de Jager書信交流，我們卻仍沒有證據能說明，在18世紀以前，Daun Gatta Gambir就已經被熬煮加工，成為檳榔膏或兒茶/烏爹泥的替代品。
無論如何，Rumphius在四百年前的記錄，是甘蜜這種植物在科學史上，首次以Gambir的名稱聞世。
至於甘蜜何時被當作一種商品來記述，可追溯到1758年。1780年，一名荷蘭商人向巴達維亞藝術科學學會（Batavian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報告了有關甘蜜這種植物如何在1758年從笨珍（按：Pontjan，或誤傳，疑應為廖內群島）帶入馬六甲，它的加工過程，以及相關成品的種類和價格等。（Pharmacographia, 1879）
荷蘭商人的甘蜜報告（巴達維亞藝術科學學會學報）
1758年是一個很好的時間參照點，因為廖內早在18世紀40年代便開始有華工參與的甘蜜園種植（《劍橋東南亞史》，卷一），因此在1750年代出現甘蜜製成品的流通，是合理的描述。
1807年，曾擔任印度亞洲學會秘書的殖民地官員、植物學家William Hunter，則寫了另一份關於甘蜜（他稱之為Nauclea Gambir）的植物學研究報告，並刊登在英國林奈學會學報上，基本上明確區分了兒茶與甘蜜的本質和特徵。（Transactions of the Linnean Society, vol.6, 1808）
最難能可貴的是，W.Hunter在文中轉載了一張甘蜜的素描，對比Rumphius的繪本，讓我們得以一窺植物學的進步：
甘蜜樹素描（《林奈學會學報》）
上述素描，比法夸爾的版本更專業，也已非常貼近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甘蜜樹實體。
值得一提的是，在W.Hunter的文章中，1807年的甘蜜雖然已經在馬六甲、錫國（Siak）、廖內等地種植和加工，但成品主要仍是用作嚼檳榔的添加物，只有劣質品才出口到巴達維亞和中國，供染布和鞣皮用途；東方學學者、印度尼西亞研究先驅William Marsden在他1783年初版、1811年第三次修訂的《蘇門答臘史》（The History of Sumatra）中，也提到甘蜜作為一種經濟作物，在錫國、甘巴、英得齊利和東蘇門答臘的種植，但也仍局限於甘蜜的藥用和嚼檳榔用途。
但是實際上W.Hunter早就發現甘蜜的染色和鞣皮潛能，而歐洲在19世紀初也開始實驗性質的使用甘蜜或兒茶進行染布作業。（Natural Dyes and Home Dyeing, 2012）
一直等到1830年代，英國才開始大量引進甘蜜和兒茶，以供染布用途。1834年，英國撤銷對甘蜜的入口稅，新加坡開始崛起成為甘蜜種植和貿易的中心。1850年代以降，柔佛則在新加坡華商資本和勞動力的輸入下，成為世界最大甘蜜出口國。（潘醒農，1993）
到了1870年代，絕大部分的甘蜜用途已經轉向染布和鞣皮。以1872年為例，銷往英國的甘蜜超過2萬噸，總值高達45萬英鎊。1876年，廖內和馬來半島的甘蜜總銷量甚至超過了5萬噸。（Pharmacographia, 1879）
柔佛甘蜜種植的盛況一直持續到1890年代才逐漸走下坡，直到1920年代港主制度結束後消失殆盡。
作為染料的1887年甘蜜塊樣本（澳洲維多利亞博物館藏）
因此，作為一種東南亞的原生品種，甘蜜之名源自印度，透過洋學者辯證廣傳，再由華人進行經濟種植和加工的技術改良，最後與工業革命融合，深深影響廖內新加坡和柔佛的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雖然甘蜜已經從我們身邊消失，我們仍然能通過回顧它的精彩過去，感受一段跨越四百年的時空對話。
================================================================
廣告時間：
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即將推出2014年度特展——《甘蜜胡椒展》（名稱暫定），屆時不僅將有豐富的相關史料，還有雄偉的模型實況再現，以及在本地消失已久、特地從廖內尋回的甘蜜塊展出！敬請各界多多關注！
文物館FB：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5535966007/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